媒体报道
新民日报/黄佳琪 2024年5月27日-百胜楼城市阅读节办书展
配合第二届城市阅读节，百胜楼书展于25日正式开幕，有书商指销售量增加高达40％。 今年一度的百胜楼书展于25日正式开幕，但从22日展开，共计12天至6月2日，书展还宣布了副总理王瑞杰惊喜到访。 今年利比亚的书商有4家，分别是亚太图书有限公司、友谊书斋与友谊故事屋、友联书局，以及马来西亚的大将文化与季风带文化。百胜楼内还有其他书局如永新书局、巴舍尔图文图书、大众书局、新华文化事业与书点。 百胜楼联会主席王雅凉关系时表示，原以为百胜楼生意会受到最近新一波冠病病毒来袭，以及六月学校假期的出国热潮影响，但幸好书展仍吸引了大众。 旁的预计书商皆认可，书展展开至今，成功带动了百胜楼的人流量，尤其是在25日开幕当天，现场特别热闹。友联书局店长叶家维甚至备受瞩目，单是开幕当天的销售量就比平日高增长了40%。 同时成立百胜楼商联会副主席的友谊书斋老板宋志忠认为，书展不仅带动了生意，还给予书商更多空间陈列书籍，方便读者浏览选书。 大将文化与季风带文化的老板林韦地则相当，今年书展的规模比前年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来得小了一些，但成本也因此较低。 “我们希望通过设想来表达对推广华文书的支持，并把更多以新马或东南亚为主的华文书籍引致本地读者。” 约书商表示，这次到访书城书展的公众基础各年龄层，而保健与心理励志的书籍最为热门。 推特别促销书展热 书商为了配合今年的城市阅读节，纷纷推出各种促销活动，让书迷能够以折价购书。此外，不仅是为了打铁热度利用书展销售量，还有书商还推出了其他促销活动，在书展结束后吸引提高公众参与度继续光顾。
新民日报/黄佳琪 2024年5月27日-百胜楼城市阅读节办书展
配合第二届城市阅读节，百胜楼书展于25日正式开幕，有书商指销售量增加高达40％。 今年一度的百胜楼书展于25日正式开幕，但从22日展开，共计12天至6月2日，书展还宣布了副总理王瑞杰惊喜到访。 今年利比亚的书商有4家，分别是亚太图书有限公司、友谊书斋与友谊故事屋、友联书局，以及马来西亚的大将文化与季风带文化。百胜楼内还有其他书局如永新书局、巴舍尔图文图书、大众书局、新华文化事业与书点。 百胜楼联会主席王雅凉关系时表示，原以为百胜楼生意会受到最近新一波冠病病毒来袭，以及六月学校假期的出国热潮影响，但幸好书展仍吸引了大众。 旁的预计书商皆认可，书展展开至今，成功带动了百胜楼的人流量，尤其是在25日开幕当天，现场特别热闹。友联书局店长叶家维甚至备受瞩目，单是开幕当天的销售量就比平日高增长了40%。 同时成立百胜楼商联会副主席的友谊书斋老板宋志忠认为，书展不仅带动了生意，还给予书商更多空间陈列书籍，方便读者浏览选书。 大将文化与季风带文化的老板林韦地则相当，今年书展的规模比前年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来得小了一些，但成本也因此较低。 “我们希望通过设想来表达对推广华文书的支持，并把更多以新马或东南亚为主的华文书籍引致本地读者。” 约书商表示，这次到访书城书展的公众基础各年龄层，而保健与心理励志的书籍最为热门。 推特别促销书展热 书商为了配合今年的城市阅读节，纷纷推出各种促销活动，让书迷能够以折价购书。此外，不仅是为了打铁热度利用书展销售量，还有书商还推出了其他促销活动，在书展结束后吸引提高公众参与度继续光顾。
联合早报/尤今 06.07.2022 - 友联与我
说起来，我的整个成长历程，都和友联书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其一：购书 从念高中开始，我便养成了逛书局的习惯，友联书局当时设置在桥北路，每周日，我总是把那个儿由早上一直逗留到下午四五点才离开。 当时，手头一据，常见上门看霸王书，让我终生铭感，门市部主任蔡高深先生从来不以辞色，他总是默默地放任我，让一个贫穷的学生有勇气地旅行于文字浩瀚的国度里。有时，对某部书爱不释手，阮囊羞涩的我便鼓起勇气要求蔡先生代我留着，他总是和气地说：“没问题啊！”等到月尾如愿以偿地把书带走的时候，觉得自己仿佛翱翔着的一只苍鹰，拥有了整片天空。 上了大学，周末从云南园回家，我依然是友联书局的常客。最近，从报章杂志欠下的那笔稿费，全部化成了精神的维他命。蔡先生还经常不敢其烦地给我介绍新近运到的书籍，让我先睹为快。 结婚以后，我当然还是友联书局的忠实拥趸。在大腹便便的怀孕期，蔡先生看到我，会所把一张椅子放在靠窗的地方，亲切地说：“坐着看吧！” ”我边看边选，每次回都欢天喜地地捧着一大摞书回家。 蔡先生这种善待爱书人的大度，使友联书局成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乐园；他让我明白，不动声色的善意，是能够在日后化为握笔人文字里涓涓的温暖意的。 第二：出版 1979年，我在楼梯旅居了一年多，陆续在当时的《南洋商报》发表了一系列纪实游记。 有一天，突然接到友联漫画人周立良先生的电话，他开门见山地表示，想要把我这一系列游记出版成书。 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签好后，1981年，《沙漠里的小》 《白屋》面世，于同年再版，1983年出第三版。在上世纪80年代，游记文学并不像现在这样繁荣盛行，但是，别具慧眼的周先生，在市场里看到了游记文学的潜力作者魅力，也看到了一种孜孜不倦的努力，因而积极地提出与落实了出版的计划。 他办事雷厉风行，高度明智，大家合作得非常愉快。1982年游记《缘》面世，1985年游记《南美洲之旅》付梓，1987年游记体小说《沙漠的噩梦》出版。 在合作的过程中，有一些事情值得一提。 1988年和1991年，台湾希代出版社和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先后为我推出了繁体版和简体版的《沙漠里的小白屋》。出版社的负责人都是透过其他管道联系我的有一天，我去逛友联书局时，赫然看到《沙漠里的小白屋》不同的版本并列在书架上——原来周先生向另外出版社订购了这个部书，排在一起，让读者自行选择。尝尝鼎一脔，草草地捡到了周先生海纳百川的宽大襟怀。 周先生在80岁退休时，把棒子互换热爱书业的董事经理马晓敏。在网络书业的严峻挑战下，马经理已经拟定了一系列与书籍结合的动态活动，准备推动友联书局走向辉煌我相信70周年对于充满诚意的友联书局来说，只是一个空白的空白，它将绵延无尽地延伸下去……
联合早报/尤今 06.07.2022 - 友联与我
说起来，我的整个成长历程，都和友联书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其一：购书 从念高中开始，我便养成了逛书局的习惯，友联书局当时设置在桥北路，每周日，我总是把那个儿由早上一直逗留到下午四五点才离开。 当时，手头一据，常见上门看霸王书，让我终生铭感，门市部主任蔡高深先生从来不以辞色，他总是默默地放任我，让一个贫穷的学生有勇气地旅行于文字浩瀚的国度里。有时，对某部书爱不释手，阮囊羞涩的我便鼓起勇气要求蔡先生代我留着，他总是和气地说：“没问题啊！”等到月尾如愿以偿地把书带走的时候，觉得自己仿佛翱翔着的一只苍鹰，拥有了整片天空。 上了大学，周末从云南园回家，我依然是友联书局的常客。最近，从报章杂志欠下的那笔稿费，全部化成了精神的维他命。蔡先生还经常不敢其烦地给我介绍新近运到的书籍，让我先睹为快。 结婚以后，我当然还是友联书局的忠实拥趸。在大腹便便的怀孕期，蔡先生看到我，会所把一张椅子放在靠窗的地方，亲切地说：“坐着看吧！” ”我边看边选，每次回都欢天喜地地捧着一大摞书回家。 蔡先生这种善待爱书人的大度，使友联书局成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乐园；他让我明白，不动声色的善意，是能够在日后化为握笔人文字里涓涓的温暖意的。 第二：出版 1979年，我在楼梯旅居了一年多，陆续在当时的《南洋商报》发表了一系列纪实游记。 有一天，突然接到友联漫画人周立良先生的电话，他开门见山地表示，想要把我这一系列游记出版成书。 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签好后，1981年，《沙漠里的小》 《白屋》面世，于同年再版，1983年出第三版。在上世纪80年代，游记文学并不像现在这样繁荣盛行，但是，别具慧眼的周先生，在市场里看到了游记文学的潜力作者魅力，也看到了一种孜孜不倦的努力，因而积极地提出与落实了出版的计划。 他办事雷厉风行，高度明智，大家合作得非常愉快。1982年游记《缘》面世，1985年游记《南美洲之旅》付梓，1987年游记体小说《沙漠的噩梦》出版。 在合作的过程中，有一些事情值得一提。 1988年和1991年，台湾希代出版社和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先后为我推出了繁体版和简体版的《沙漠里的小白屋》。出版社的负责人都是透过其他管道联系我的有一天，我去逛友联书局时，赫然看到《沙漠里的小白屋》不同的版本并列在书架上——原来周先生向另外出版社订购了这个部书，排在一起，让读者自行选择。尝尝鼎一脔，草草地捡到了周先生海纳百川的宽大襟怀。 周先生在80岁退休时，把棒子互换热爱书业的董事经理马晓敏。在网络书业的严峻挑战下，马经理已经拟定了一系列与书籍结合的动态活动，准备推动友联书局走向辉煌我相信70周年对于充满诚意的友联书局来说，只是一个空白的空白，它将绵延无尽地延伸下去……
联合早报/陈昕宇 13.06.2022 - 走过70年本地友联另类且低调
从1952年从香港的友联出版社到新加坡设立仓库开始，当地友联书局已有70年的历史。由钟宏志撰写的《回望——新加坡友联书局70周年纪念特刊》整理书店历史，探讨它在社会文化生态方面的历史地位。友联书局董事马晓敏谈论时谈书店的经营理念，希望书店能朝百年前进。新一代友联人更积极出击，线上打造新的“儿童乐园”。 从1952年从香港的友联出版社到新加坡红灯码头对面国际书店二楼设立办事处算起，当地友联书局已有70年的历史。 国共内战期间，许多人从中国大陆离散到了香港，1951年几位知识分子专栏成为友联社，隔年出版《中国学生周报》并迅速扩大版图，经营星马、印度尼西亚、泰国、曼谷与越南版。为了星马版的发行，友联到新加坡设办事处。1956年友联正式成立新加坡分部，虽然名字是书报发行公司，其实也做门市业务，但因此方便友联书局与南洋大学同年成立的说法（南大1955年创立，1956年正式开学）。 在冷战的年代里，虽然本地左翼思潮汹涌涌来，中华、商务、上海等经营中国大陆图书的书店大受欢迎，但南方主要使用的书籍主要是台湾出版品，专营台湾书的友联虽然规模不大，却也找到了立足点。据1966年加入书局的退休职员蔡明英回忆，当年每到周末书店门庭若市，许多是前来购买参考书的南大学生。 友联卖书，也编教材、出版杂志，1955年在新加坡的专辑《蕉风》文学杂志（1959年总部移至吉隆坡）对新马文学影响至深，近年更是学者集中研究的对象。去年出版的林春美的《蕉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以及今年刚推出由张锦忠、黄锦树、李榕编辑的《冷战、本土化与现代性》，是华文世界讨论《蕉风》的硕果累累无焦点偶，日本学者筱崎香织、舛谷锐与山本博之编着的《蕉风·椰雨·犀鸟声》论文集也几乎同时出版。 由前新闻工作者钟宏志撰写的《回望——新加坡友联书局70周年纪念特刊》前个星期六（6月4日）在新加坡书展发布，初探《蕉风》的母体友联，以及新加坡友联联书局在社会文化生态方面的历史地位。 钟宏志对本地华文书店历史非常感兴趣，十年前制定了好的博士论文计划，但因为移居香港，只好搁置。十年后因缘际会，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鼓励友联书局董事经理马晓敏借70周年整理书店历史，邀请钟宏志执笔。这是钟宏志兴趣所在，不过答应了之后才发现，关于书店的资料非常少，许多关键人物如周立良、余德宽等人也已不在世界，增加了研究的范畴。 虽然一年钟宏志访问了王健武、奚会暲等元老，但他们叙述的一些细节还无法找到其他材料过去的佐证，加之关于冷战的课题须更小心求证，因此收入特刊中。 本地友联并没有计划 香港友联接受美国亚洲基金会资助，可以说是美国反共阵营中的一员，但也因为友联的文人性质，学界第三常以“势力”称之，政治色彩相对淡一些。 《中国学生周报》等刊物接受美元支持，也使他们在左翼思潮涌潮时期受到一定的批评。钟宏志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当代人去友联买书是需要现实的，但个人情感上可能更亲近当地的左翼书店。“有些年长的人物告诉我，当时他们经过友联，是会绕道的。因为当时的‘进步学生’可能会觉得那是不光彩的事。” 当时左右分明，不过钟宏志认为本地友联并不激进，这可能是因为主事者有着浓浓的文化人色彩，而不是斗争者，其中包括周立良，每个人都说他很儒雅。马晓敏外表的时候也盛赞周立良是儒商。 钟宏志表示当时对友联提出了两个关键词“另类与隐蔽”。或许正因为冷战时代的阿富汗问题很敏感，友联留下的文献资料并不多，这与当地其他书店不一样，加上参与者都避而不谈，研究工作难上加难。 在发布会上，钟宏志提到她去年8月5日越洋访问奚会暲老先生的时候，对方暗示何不访问曾担任《中国学生周报》总编辑的大学者余英时教授。结果就在与奚会暲谈话结束十分钟后，钟宏志的手机新闻应用便踊跃分享了余英时去世的消息。 “……世事难料，我就这样错过了与余先生的一次采访，错过了余先生与友联的交集，而且这个遗憾可能是无法弥补的了。” 如果十年前开始研究，很多答案可能可以从相关口中得知。虽然钟宏志有许多遗憾，但她认为现在开始研究还是及时的，加上她手上还有很多资料，接下来还会继续深入研究。 书局与时局互为表里 特刊只是整理了一个框架，友联的历史书大书。钟宏志相信“书局与时局互为表里”，友联从1950、60年代就带着浓浓的意境，到70年代开始淡化，最后成为有重大意义的书店，这一切都跟本土社会发展有关。“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会塑造和影响人的意识和社会文化。书局什么卖书是有其后的，尤其是在早期很明显。这也是个有情怀的行业，书局和经营书局的人与读者之间，不仅仅是简单的商家和顾客的关系。” 本特刊无意去年的一年级问题是因为钟宏志认为这样处理可能对现在的友联书局不太公平，毕竟时代已经改变了。 如今回过头看，对于左右翼思潮，标签化其实无益于了解时代的复杂性。 在特刊发布会上，李慧玲从宏观角度探讨友联与本土华文阅读生态的，召唤读者的情怀；钟宏志分享研究过程的酸甜苦辣；前锋掌舵人马晓敏则感叹至今才明白友联的历史意义，同时友联书局要与时俱进迈向百年的决心。此外，蔡明英、余德宽之女海余琳，作家尤今、陈志锐等人也分享了他们与友联书局的点滴。 国民友联历史第三阶段 钟宏志将本地友联历史休假三个阶段：1952年至1977年，与香港母体关系密切的阶段。第二阶段是1977年至2005年周立良回巢执掌书店期间；1996年是重要的分水岭，周立良买下书店股份，完全脱离香港母体，独立经营。2005年起马晓敏接棒，书店必须接受数码时代挑战的新时期。 友联书局新一代人包括处理门市和订书已经17年的叶家维，以及刚加盟书局不久的吴王原、陆冠豪。相对于蔡明英1966年单打独斗卖出200多套《水牛文库》书籍，或者1980、90年代书业的兴盛时期，新一代书店业者必须更积极地出击，提供更多额外的服务，他们三人现在每周五网上轮流直播介绍新书，给小朋友讲故事。此外，他们还打造了新书的“儿童乐园”，除了选书，还亲手制作有趣的辅助物，比如一张与书相关的地图或时间表，提供不同的阅读体验。 叶家维当时说：“现在做书店就是做服务。” 对于友联悠长的历史，加上本土华文阅读总有文化使命等等包袱，三人异口同声表示不受这些影响。 新加坡的友联，最初为发行《周报》而设，后来有了书籍门市也售卖文具，追加配合新马的教育需求出版教科书，并确立销售台湾书籍的品牌。随本土语言文化政策与阅读风气的变化，友联书局也必须做出改变。吴王原说，以前大家对友联的印象就是专营台湾书，但其实现在书店已经朝多元服务发展，除了台湾，还有中国大陆、香港、马来西亚与本土书籍。另外还有文创产品、零食。 陆冠豪这次参与特刊的学校对工作，读到马晓敏1995年加入友联第一年就个人做出了60万元的业绩，如今整个书店要达到这个数字都顺利了。“当时真的是读书的年代……读到这些肯定会有压力。” 本地友联的特色 对于未来，资深的叶家维说：“我要做，不要让书店太商业化，保留友联的文人特色、人文气质。要传承下去的，其实就是这个。”...
联合早报/陈昕宇 13.06.2022 - 走过70年本地友联另类且低调
从1952年从香港的友联出版社到新加坡设立仓库开始，当地友联书局已有70年的历史。由钟宏志撰写的《回望——新加坡友联书局70周年纪念特刊》整理书店历史，探讨它在社会文化生态方面的历史地位。友联书局董事马晓敏谈论时谈书店的经营理念，希望书店能朝百年前进。新一代友联人更积极出击，线上打造新的“儿童乐园”。 从1952年从香港的友联出版社到新加坡红灯码头对面国际书店二楼设立办事处算起，当地友联书局已有70年的历史。 国共内战期间，许多人从中国大陆离散到了香港，1951年几位知识分子专栏成为友联社，隔年出版《中国学生周报》并迅速扩大版图，经营星马、印度尼西亚、泰国、曼谷与越南版。为了星马版的发行，友联到新加坡设办事处。1956年友联正式成立新加坡分部，虽然名字是书报发行公司，其实也做门市业务，但因此方便友联书局与南洋大学同年成立的说法（南大1955年创立，1956年正式开学）。 在冷战的年代里，虽然本地左翼思潮汹涌涌来，中华、商务、上海等经营中国大陆图书的书店大受欢迎，但南方主要使用的书籍主要是台湾出版品，专营台湾书的友联虽然规模不大，却也找到了立足点。据1966年加入书局的退休职员蔡明英回忆，当年每到周末书店门庭若市，许多是前来购买参考书的南大学生。 友联卖书，也编教材、出版杂志，1955年在新加坡的专辑《蕉风》文学杂志（1959年总部移至吉隆坡）对新马文学影响至深，近年更是学者集中研究的对象。去年出版的林春美的《蕉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以及今年刚推出由张锦忠、黄锦树、李榕编辑的《冷战、本土化与现代性》，是华文世界讨论《蕉风》的硕果累累无焦点偶，日本学者筱崎香织、舛谷锐与山本博之编着的《蕉风·椰雨·犀鸟声》论文集也几乎同时出版。 由前新闻工作者钟宏志撰写的《回望——新加坡友联书局70周年纪念特刊》前个星期六（6月4日）在新加坡书展发布，初探《蕉风》的母体友联，以及新加坡友联联书局在社会文化生态方面的历史地位。 钟宏志对本地华文书店历史非常感兴趣，十年前制定了好的博士论文计划，但因为移居香港，只好搁置。十年后因缘际会，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鼓励友联书局董事经理马晓敏借70周年整理书店历史，邀请钟宏志执笔。这是钟宏志兴趣所在，不过答应了之后才发现，关于书店的资料非常少，许多关键人物如周立良、余德宽等人也已不在世界，增加了研究的范畴。 虽然一年钟宏志访问了王健武、奚会暲等元老，但他们叙述的一些细节还无法找到其他材料过去的佐证，加之关于冷战的课题须更小心求证，因此收入特刊中。 本地友联并没有计划 香港友联接受美国亚洲基金会资助，可以说是美国反共阵营中的一员，但也因为友联的文人性质，学界第三常以“势力”称之，政治色彩相对淡一些。 《中国学生周报》等刊物接受美元支持，也使他们在左翼思潮涌潮时期受到一定的批评。钟宏志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当代人去友联买书是需要现实的，但个人情感上可能更亲近当地的左翼书店。“有些年长的人物告诉我，当时他们经过友联，是会绕道的。因为当时的‘进步学生’可能会觉得那是不光彩的事。” 当时左右分明，不过钟宏志认为本地友联并不激进，这可能是因为主事者有着浓浓的文化人色彩，而不是斗争者，其中包括周立良，每个人都说他很儒雅。马晓敏外表的时候也盛赞周立良是儒商。 钟宏志表示当时对友联提出了两个关键词“另类与隐蔽”。或许正因为冷战时代的阿富汗问题很敏感，友联留下的文献资料并不多，这与当地其他书店不一样，加上参与者都避而不谈，研究工作难上加难。 在发布会上，钟宏志提到她去年8月5日越洋访问奚会暲老先生的时候，对方暗示何不访问曾担任《中国学生周报》总编辑的大学者余英时教授。结果就在与奚会暲谈话结束十分钟后，钟宏志的手机新闻应用便踊跃分享了余英时去世的消息。 “……世事难料，我就这样错过了与余先生的一次采访，错过了余先生与友联的交集，而且这个遗憾可能是无法弥补的了。” 如果十年前开始研究，很多答案可能可以从相关口中得知。虽然钟宏志有许多遗憾，但她认为现在开始研究还是及时的，加上她手上还有很多资料，接下来还会继续深入研究。 书局与时局互为表里 特刊只是整理了一个框架，友联的历史书大书。钟宏志相信“书局与时局互为表里”，友联从1950、60年代就带着浓浓的意境，到70年代开始淡化，最后成为有重大意义的书店，这一切都跟本土社会发展有关。“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会塑造和影响人的意识和社会文化。书局什么卖书是有其后的，尤其是在早期很明显。这也是个有情怀的行业，书局和经营书局的人与读者之间，不仅仅是简单的商家和顾客的关系。” 本特刊无意去年的一年级问题是因为钟宏志认为这样处理可能对现在的友联书局不太公平，毕竟时代已经改变了。 如今回过头看，对于左右翼思潮，标签化其实无益于了解时代的复杂性。 在特刊发布会上，李慧玲从宏观角度探讨友联与本土华文阅读生态的，召唤读者的情怀；钟宏志分享研究过程的酸甜苦辣；前锋掌舵人马晓敏则感叹至今才明白友联的历史意义，同时友联书局要与时俱进迈向百年的决心。此外，蔡明英、余德宽之女海余琳，作家尤今、陈志锐等人也分享了他们与友联书局的点滴。 国民友联历史第三阶段 钟宏志将本地友联历史休假三个阶段：1952年至1977年，与香港母体关系密切的阶段。第二阶段是1977年至2005年周立良回巢执掌书店期间；1996年是重要的分水岭，周立良买下书店股份，完全脱离香港母体，独立经营。2005年起马晓敏接棒，书店必须接受数码时代挑战的新时期。 友联书局新一代人包括处理门市和订书已经17年的叶家维，以及刚加盟书局不久的吴王原、陆冠豪。相对于蔡明英1966年单打独斗卖出200多套《水牛文库》书籍，或者1980、90年代书业的兴盛时期，新一代书店业者必须更积极地出击，提供更多额外的服务，他们三人现在每周五网上轮流直播介绍新书，给小朋友讲故事。此外，他们还打造了新书的“儿童乐园”，除了选书，还亲手制作有趣的辅助物，比如一张与书相关的地图或时间表，提供不同的阅读体验。 叶家维当时说：“现在做书店就是做服务。” 对于友联悠长的历史，加上本土华文阅读总有文化使命等等包袱，三人异口同声表示不受这些影响。 新加坡的友联，最初为发行《周报》而设，后来有了书籍门市也售卖文具，追加配合新马的教育需求出版教科书，并确立销售台湾书籍的品牌。随本土语言文化政策与阅读风气的变化，友联书局也必须做出改变。吴王原说，以前大家对友联的印象就是专营台湾书，但其实现在书店已经朝多元服务发展，除了台湾，还有中国大陆、香港、马来西亚与本土书籍。另外还有文创产品、零食。 陆冠豪这次参与特刊的学校对工作，读到马晓敏1995年加入友联第一年就个人做出了60万元的业绩，如今整个书店要达到这个数字都顺利了。“当时真的是读书的年代……读到这些肯定会有压力。” 本地友联的特色 对于未来，资深的叶家维说：“我要做，不要让书店太商业化，保留友联的文人特色、人文气质。要传承下去的，其实就是这个。”...
海峡时报/Toh Wen Li 12.06.2022 - 联合图书公司回顾 70 周年
对于一定年代的新加坡华文读者来说，友联书局这个名字（中文名称为“友联书局”）会非常熟悉。 自 1950 年代以来，勿拉士峇沙书店一直是华文文学的固定场所。它曾是新加坡从台湾进口书籍的主要渠道，目前拥有来自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 30,000 多种书籍。 它还可以在 10 个在线平台（Facebook、Instagram、YouTube、TikTok、微信、哔哩哔哩等）以及直播讲故事会和其他活动上找到。 55 岁的董事总经理马文静用普通话说，疫情加速了书店数字化的步伐。“与过去不同的是，你不能指望读者会主动来书店。你需要推销自己，告诉人们这些好书，并想方设法将内容带给他们。” 今年，联合书局迎来了在新加坡成立7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时刻，联合书局出版了一本99页的华文出版物，回顾了其历史。 故事始于1949年，当时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后来创办了一个以民主、经济平等和自由社会理想为基础的出版机构。三年后，他们在新加坡哥烈码头现已被拆除的温彻斯特大厦设立了办事处。 1956 年（南洋大学举办第一届课程的那一年），南洋大学在桥北路 469 号开设了一家商店，出售书籍以及自己的出版物，例如《Chao Foon》和《学生周刊》。 多年来，它经历了数次变革，从 1968 年位于北桥路 303 号的一家三层楼店，到 1981 年开业的现店。 已故的周礼良先生从 1977 年起经营联合书籍公司，2005 年将公司移交给马女士，他买下了联合书籍公司的所有股份，因此新加坡书店完全独立于其母公司。 1995...
海峡时报/Toh Wen Li 12.06.2022 - 联合图书公司回顾 70 周年
对于一定年代的新加坡华文读者来说，友联书局这个名字（中文名称为“友联书局”）会非常熟悉。 自 1950 年代以来，勿拉士峇沙书店一直是华文文学的固定场所。它曾是新加坡从台湾进口书籍的主要渠道，目前拥有来自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 30,000 多种书籍。 它还可以在 10 个在线平台（Facebook、Instagram、YouTube、TikTok、微信、哔哩哔哩等）以及直播讲故事会和其他活动上找到。 55 岁的董事总经理马文静用普通话说，疫情加速了书店数字化的步伐。“与过去不同的是，你不能指望读者会主动来书店。你需要推销自己，告诉人们这些好书，并想方设法将内容带给他们。” 今年，联合书局迎来了在新加坡成立7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时刻，联合书局出版了一本99页的华文出版物，回顾了其历史。 故事始于1949年，当时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后来创办了一个以民主、经济平等和自由社会理想为基础的出版机构。三年后，他们在新加坡哥烈码头现已被拆除的温彻斯特大厦设立了办事处。 1956 年（南洋大学举办第一届课程的那一年），南洋大学在桥北路 469 号开设了一家商店，出售书籍以及自己的出版物，例如《Chao Foon》和《学生周刊》。 多年来，它经历了数次变革，从 1968 年位于北桥路 303 号的一家三层楼店，到 1981 年开业的现店。 已故的周礼良先生从 1977 年起经营联合书籍公司，2005 年将公司移交给马女士，他买下了联合书籍公司的所有股份，因此新加坡书店完全独立于其母公司。 1995...